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改造中国的实践已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全方位多领域的，执政党及其思想、理论、政策、实践，国家制度、精神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无不打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烙印。可以说，百年中国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其中国化实践，人们就不可能读懂中国，也就不可能正确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百年历程时，我们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自身变革及发展成就之间的一系列内在关联，又要看到现阶段其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和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之要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因其无与伦比的真理性而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化为坚定的信仰和指导思想。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各种学派各个阶层都有其“道”，讲究“弘道”。弘道要先寻道。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帝国主义本质和殖民体系根源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人类解放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以其现实感、说服力和实践性，彻底唤醒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与进入中国其他各种思潮相比，马克思主义打破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的地域局限，集世界文明智慧之大成，正是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大同的“道”。所以，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表现出很强的契合性和实践性，在经过短暂的主义之争后，很快就被中国共产党接受，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指路明灯，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之后的中国革命进程和新中国建设进程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打造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经过一次次革命挫折和付出血的代价之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的民主革命因共产党的领导而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已经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今天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还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对中国最广大劳苦大众的启蒙，将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武装成为中国变革最强大最根本的依靠力量。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即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行者从中发现了人民群众这一革命最可依靠的强大力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从中找到了当家作主的自信。从此，一个自觉自为的无产阶级诞生了，一支源源不断的生力军走上了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舞台。这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最雄厚的力量。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完成了对旧中国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使中国走上新的文明发展道路。积习难改的旧的封建社会结构始终是中国变革发展的羁绊，若要挽救中国命运，就必须对旧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彻底变革。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这个历史性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从此中国和中国人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而且，与资本主义对旧传统的彻底摧毁不同，社会主义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新一代中国人具有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锐意改革、不断创新的时代精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可以说，百年中国之路，就是中国社会从旧文明体向新文明体进行转型升级的艰难而又深刻的变革道路。

第五，新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汲取了中外历史的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政治上确立了由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经济上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主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文化上确立劳动光荣、助人为乐、勤俭节约、为人民服务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倡导发扬主人翁的奉献精神，人人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中国国情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确定位，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不断对实践经验进行反思总结的基础上，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任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五位一体”的总体部署，并随着实践的推进，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等创新性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和民族解放理论，中国走出了一条新型中外关系之路。作为现代主权国家，新中国反对强权政治和大国沙文主义，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对外交往政策，遵循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出的对外政策原则：“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族解放、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主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家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文明无高低优劣之分，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和平发展，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友好互助和无私援助，重视发展睦邻友好；不论国家间关系如何，重视发展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些都是独树一帜的做法，令世界刮目相看。

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现实挑战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道路已经扎下深根，却并不是无忧可担的。危机时时潜伏，挑战不可回避，问题是如何分析看待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要看清是什么性质的挑战，是动摇性、颠覆性的挑战，还是时代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助推性、升级版挑战。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指责和抵触现象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但长期以来叫嚣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的杂音却不绝于耳，诸如过时论、外来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和适应性遭到质疑。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还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都是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具有科学性、实践性、针对性和解释力、说服力。近年来还有一种错误观点，故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等同于极“左”理论，与中国的“文革”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挫折相提并论。这样无异于让马克思主义替“文革”和苏东剧变背了黑锅。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极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实事求是。而反马克思主义者无视事实、胡说八道，不能说是无知，实在是别有用心。在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上，必须搞清楚什么人真相信、什么人不相信，实际行动中是真遵循还是假遵循，甚至是另搞一套，这是关系到为马克思主义正名、澄清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和实践主体两方面出现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必须纠正。理论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和运用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承接者、实践者而被束之高阁、被书斋化，就会因不接地气而失去力量。因此，需要弄清楚的是，有哪些人在认真学习和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哪些人口头上高喊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真学真用马克思主义，有哪些思潮在同马克思主义争夺人心、在蚕食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传播权等话语权究竟有没有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它要启蒙的对象是创造财富、创造历史的亿万普通劳动者。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进行大众化普及。在革命战争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和教育动员，使得参加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壮大了革命队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文化普及同时进行，全国各族劳动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精神风貌为之一新。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范围大大拓展、国民文化素质整体大为提升，但普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有黯然疏远之势，问题出在哪里？这是非常值得党的理论工作者深思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超过8700万，党的战斗力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想信念状况。不能不看到，在如今经济全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党员的思想也在分化，在各种诱惑之下，出现了理想信念不坚定者、落伍掉队者，同时也不乏蜕化变质、变节者。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实。

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来看，作为思想理论的最直接的教育者、解释者、传播者，其立场和观点对于整个国家的价值体系确立非常重要。然而今天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思想和价值观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沉湎于价值中立、信仰自由的思想宽松诉求，一些人深受西方“普世价值”影响，已经远离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则随意阐释马克思主义，甚至肆意歪曲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以及改革开放。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面对的难题和挑战。

第三，马克思主义可能遭遇历史条件和现实利益雾霾的遮蔽。马克思主义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逻辑展开，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犀利批判和针砭在当今时代极具穿透力。但它与实践的结合也会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雾障。可以看到，自20世纪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经济竞争凸显，资本化、市场化趋势下金钱至上的资本拜物教影响深刻，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展露得更加充分，很多国家的改革为眼前利益所遮蔽，呈现出去价值观化的色彩。尤其严峻的是，在西方国家策划操纵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发生了所谓“颜色革命”，让来之不易的主权轻易变了色。这些都对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构成了不利的外部环境。

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方面的考验战无时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关门搞，只能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参与竞争、接受挑战、寻求发展、壮大自己。在与包围自己的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被同化、被吃掉的危险时刻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党一方面要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在与世界接轨问题上必须搞清楚哪些能够接、哪些不能接；另一方面，要切记不能盲目崇拜别人而妄自菲薄，甚至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信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至于将改革开放成绩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将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这种现象是十分值得警惕和警醒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和成就了百年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包括当今世界能否走出发展困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最终实现，都须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只有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中国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不犯颠覆性错误，确保既不会走向“老路”，也不会走向“邪路”。

（执笔：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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