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办发布会，都因为超时的问题搞得如履薄冰：嘉宾习惯性晚到、导致比原计划开始时间晚了半个小时；某领导在台上习惯性前列腺发炎，“我只说两句”俨然已讲了5分钟；最绝望的是，下面端坐着的还有同样的几位领导，他们一面骂骂咧咧，等到他们的屁股从座位中抬起，上到台前，很大可能会比之前的口水佬分贝更高、时长更长；如果你碰到的那种怒刷存在感的主持，每问主角一个问题之前，都要先感同身受地把自己的发家史从头到尾捋一遍，然后不断地以“我也是”“我不信”之类插科打诨的，这场原计划在40分钟内解决的发布会，没有两个半小时是不会完的了。最终，留到最后的那些记者朋友，要么是等会儿约了我一起吃饭，要么不想回办公室对着Boss的臭脸，要么就真的是业界良心——我爱你们。

扯了这么多，不过是想就过去几天，一宗因为“超时”与否所引发的迷笛暴力事件再唠叨几句。从媒体人唯恐天下不乱的角度出发，必须感谢咬人的“鲨鱼”。若不是他们上演一出真人版的《大白鲨》，迷笛，这个中国最老牌的音乐节厂牌，今年“五·一”的风头，都怕被隔壁吵闹的邻居，那条娱乐性爆灯、音乐性负分的“鳗鱼”给抢光了。对于此事的讨论，这几天从未消停过，这里不再讨论谁是谁非，因为若非正当防卫、反恐、自卫反击战，施暴者均没有理由。法治社会，除了有关部门，没有人被赋予这样的权力。当然，一大批高呼“摇滚万岁”的暴民大可以举着红色的旗帜，上书三个血红大字“没打够”。建议日后再有砸日产车的事儿，口号也改成“摇滚万岁”。

由此打住。我想讨论的，即开题所述，也可以是该次暴力事件的源头：我们能够不超时吗？

在2013年的香港最大型音乐和艺术节Clockenflap上，崔健任压轴表演，邀请妹子上台《超越这一天》什么的，保留环节，你绝不会陌生。即使是演了这么多遍，崔健还是超时了，他还想多唱一首歌，但主办方毫不留情地关掉麦克风、音响、灯光。身为“摇滚教父”的崔健，也并非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他就算有千般不愿意，也得被迫鞠躬、致谢、下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教父如崔健，也是个寻常肉身，也会超时。伊坂幸太郎在《天才抢匪倒转地球》所塑造的那个心里挂着一个秒表的、电影版中由铃木京香饰演的那个女盗，不过只是传说。因此，舞台导演这时候就要举起达摩克利斯悬剑，要靠舞台上的自觉？估计得唱到天亮吧。

嗯，乐迷当然无所谓了，“唱到天亮”更是现场表演中表演者本身惯用的调节气氛的伎俩。对于表演者来说，“把更好的演出带给歌迷”，这几乎是一个道德上无法谴责的说法，搞不好还会被认为你“很专业”。但在我看来，于音乐节、发布会等除了你一位后面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等上台的场合，这不叫做专业，这叫做自私。要知道，在迷笛这么一个舞台上，任何一个乐队都不是主角。这不是你的个人演唱会。若是你的个唱，要唱到天亮，舍得交罚款，能和灭十万嬉皮不在话下的公安对抗，这是你的本事。但在这儿，超时让主办方蒙受的损失，以及对之后出场乐队的伤害，对于砸把吉他都不太敢的个体来说，更是无法承担的赔偿。

当然，我绝不会把这一切归结为素质问题。就好像国人无法理解，在日本的地铁车厢里，为什么没有人打电话一样。且超时也无法归结为某个乐队个人的因素。这和我们整体现场演出专业人才匮乏直接相关。本次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男主角阿庆(微博)十多年前以“与非门”乐队成员身份出道，后成为中国大型户外音乐节著名搞手，每每抱怨，逢年过节的，音乐节扎堆起来的时候，找个现场调音师都难。就像我们的足球人口本来就少，还能期望从矮子里头挑高子吗？郜林已经是中国男子足球队的上限。

其实，这种困境绝非只在中国大陆发生。在同为大型户外音乐节的发展中地区，如台湾，台湾音乐环境推动者联盟理事长叶云平就一直在督促文化部设立海外进修基金，即把台湾的年轻人送到英美法德，不学别的，只学录音室工程、音乐制作、现场调音——这些事情和吉他玩得好不好一样重要。在是个人、有手手脚就抢着上台弹吉他的时代，在节奏都打不稳就忙着打人的时代，幕后技术人才不断地消亡，我们再也没办法见证如洋工这样的从录音室助理、跟在“恨乐团”屁股后面接吉他线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引领五月天(微博)“诺亚方舟”走遍世界的舞台导演。说起五月天，这么一队华人世界中最专业的乐队，主唱在台上卖萌、反送里都在给他读秒的乐队，其本身不仅成就了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帝国，更是通过他们的舞台经验，创立“必应创造”，承接台湾过半的演唱会企划、执行一条龙事务。通过“必应创造”所培养的现场表演调音技师团不计其数，可谓圈中的蓝翔技校。可就是这么一支在推进现场演出文化的乐队，恰恰是迷笛前排观众们口中的“伪摇”。

对此，我只能说，“摇滚”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卡农线缺了一根，“摇滚”都没有声，更何况是超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