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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梦露在我的发展中居中心地位 40岁女人护肤品

来源: 时间:2016-01-13 11:27:42 浏览: 我来说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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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10.17-2005.2.10)■ 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 代表作:《推销员之死》《...

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1915.10.17-2005.2.10）

■ 美国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

■ 代表作：《推销员之死》《皆吾子也》《萨勒姆的女巫》《福星高照的人》

■ 玛丽莲·梦露最后一任丈夫

■ 今天是阿瑟·米勒诞辰100周年

1956年，驰名国际文坛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好莱坞无数男女的偶像玛丽莲·梦露喜结良缘。

对于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桩奇妙的结合：这位笔力遒劲、创作过轰动百老汇的作品的剧作家，这位在政治上采取社会批判态度的小说家、左倾知识分子和伦理学家，要实现五千万男人一致的梦想：娶那位性感的化身，又常常被称为女神的人为妻。以此向战后萧条时期和五十年代慢慢恢复起来的美国式的清教徒精神挑战。”

金发碧眼美女愚蠢、简单的头脑——这就是她的好莱坞生涯造就的形象——与阿瑟·米勒深刻尖锐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全世界都对这个未来拭目以待。两个当事人对他们的婚姻充满憧憬，“希望，希望，希望”，玛丽莲在结婚照上如是提写。米勒则让人在结婚戒指上刻上：“此刻就是永恒”。

然而这段惊世骇俗的婚姻仍未逃脱分手的厄运，尽管外界对他们的关系有种种猜测和传闻，但直至阿瑟·米勒72岁时出版的自传《时移世变》（Timebends），人们才开始有比较细致和真实的了解。这本书在欧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美国《生活》与德国《明镜》等报刊争相刊载该书的书摘，并不约而同地刊登了该书中有关阿瑟·米勒与玛丽莲·梦露的婚姻前后情况的部分，恰如阿瑟·米勒所说，玛丽莲·梦露在“我的发展中居中心地位”。

以下是原著中有关梦露与米勒婚姻生活部分的译文，也是原著中最为精彩和引人注目的篇章。

■□

在某晚一次盛大舞会上，一位年轻女人迅即成了这个社交圈子里众人瞩目的中心，当然这其中不乏恶意的目光。我与梦露是此前几天经我的一个当导演的朋友卡赞介绍认识。她的代理人与保护人约翰尼·海德最近刚去世。他生前曾想方设法给玛丽莲·梦露搞到一些小角色，促使导演约翰·休斯顿起用她拍摄《柏油丛林》（1950），在剧中扮演路易斯·卡尔亨的情妇。虽然梦露在该片中饰演一个几乎没什么台词的角色，但她终于在影迷心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报界与观众所瞩目。我情不自禁地要回想起她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她看来与其说是一个女演员，还不如说是一个道具，她由市侩气和腐败堕落的社会代表所支撑着，是个典型的不会说话的金发女郎。

在满屋的女演员与达官显贵的夫人们都争相在穿戴打扮上出风头，在言谈举止上显示出贵妇人的矜持之际，玛丽莲·梦露看起来显得那么荒唐可笑，是这间屋子里最美的一个犹如飞进鸟舍里的一只陌生的小鸡。她的衣服紧得那么显眼，与其说是暗示，还不如说是正大光明地宣布：她把自己的身体一起带来了，而这个身体是这个房间里最美丽的！在费尔德曼家，她看起来要比我初次见到她时显得更年轻些，更富有孩子气。女性们因妒忌和愤怒都不愿理睬她，惟一例外的是导演休斯顿的前妻、女演员伊夫琳·凯斯，她拉着玛丽莲·梦露同坐在长沙发上交谈。她后来在看着梦露与一位男宾共舞时，轻声对我说：“他们将吞噬她的生命。”在梦露与她的舞伴翩翩起舞时，我的目光在徒劳地搜寻她身体结构上的微瑕，她所显示出的完美无缺看来会招致难以避免的伤害，这使她不得不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完美无缺唤起我内心一种要保护她的愿望。我感觉到她的孤独无援和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几天前，我与导演卡赞同住在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制片厂，他与该厂有合同，并有许多在摄影棚里工作的朋友。其中一个正在指导喜剧片《青春常驻》里玛丽莲·梦露的一个秘书角色。创作电影对我来说仍是一件新鲜事，充满神秘色彩。那天，当我俩来到一个夜总会布景的摄影棚时，身着黑色网眼女服的玛丽莲·梦露正按导演意图从地板上走过去。摄影师从后面拍摄玛丽莲·梦露扭动的臀部，尽管她的动作看起来有点滑稽，却不失自然流畅。实际上这确实是她天生的步态。她的脚印总能在海滩上留下一条直线，她的脚后根恰好就踩在前一步的脚尖之前，这就使她的骨盆摆来摆去。

这个镜头一拍完，梦露就来到卡赞面前，卡赞在前些时候曾与梦露的保护人海德一起拜访过她。我站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看着她。她泣不成声，好一会儿才告诉卡赞，海德辞世前还在呼喊她的名字，而她却被海德的家属挡在病房门外没法去看他。她在走廊里听到海德凄惨的呼喊声，心如刀绞，却又无计可施，只能像往常一样，独自离开。她的头发卷得很高，不时地撩起黑色面纱擦干眼泪。在我们互相向对方伸出手时，她身躯的仪态像通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不禁对她产生了怜惜之情。

次日梦露拍摄完该片这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后，随同我们到哥伦比亚制片公司老板哈里·科恩办公室谈拍一部新影片的事。科恩指着梦露说：“我想起你了！”他曾邀请梦露去他的游艇，却遭到谢绝，她挖苦说除非他夫人驾临——这一羞辱使科恩恼羞成怒。尽管如此，他还是和我们心平气和地谈判。此前几天他已让专家看过我的剧本，这时他把此人召来，这位敢讲真话的先生对剧本大加赞赏，这对科恩的态度产生了影响。我侧首望着梦露，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我感到自己必须尽快离开，否则就会在这里失去自己。

梦露是个孤儿，她无处可去也没人可找。我们三人到一家书店闲逛，玛丽莲想找一本《推销员之死》。当我转身在戏剧专架上找到一本递给她时，注意到旁边走道一个日本男人，他一直在凝视梦露，玛丽莲并没发现他。那天她身穿一件极普通的裙子和衬衫，根本算不上性感暴露，但在她的周围充满了某种让人发狂的气氛。她说自己喜欢诗歌，于是我们找了一些美国诗人佛洛斯特、惠特曼和库明的诗集。当玛丽莲吟诵卡明斯的诗句——“这是春天！”时，脸上掠过一丝纯洁无邪的茫然，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风格化的语言，她对这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简洁明了的反映，为我俩之间拴上了一条无形的丝线。“这是春天！”她一路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她大笑不已仿佛获得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卡明斯的作品让她那么高兴，也使我下定决心尽早离开加利福尼亚。

在机场，卡赞、玛丽莲和我等候我的飞机着陆。这是傍晚时分，我去售票处查询航班情况，玛丽莲在几米外溜达，候机室里的几十个乘客几乎都在注视她。她身穿一条米色裙子和一件白色缎子衬衫，长发披肩。她的目光是那么让人心痛，我明白自己必须离开，否则就会不知不觉地走向死亡。她身处黑暗的包围之中，却以其光艳让我迷惘。我仍不敢想像她是否从我的羞怯中得到了某种安全感，我痛恨自己天生的胆怯，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当我们分手时，我亲吻了她的脸颊，她吃惊地抽了一口冷气。我不禁嘲笑她那过激的反映，然而在她双眼中流露出的庄严的神情使我震撼，并懊悔不该取笑她。我赶紧走向飞机。不仅义务在呼唤我，我还必须躲避她的天真的贪欲之情，这种贪欲之情与我的难以控制的渴望是一样的。在飞返家园的途中，她的芳香仍留在我手上。我明白，尽管自己在法律上清白无辜，但我的心灵已被玷污。

回到布鲁克林，我心潮澎湃，一面在庆幸自己终究摆脱了沉沦，一面又在质问自己为什么离开。玛丽（米勒的前妻）也明显觉察到我的不安。临别时我吻了她的面颊，我开始嘲笑她过分的反应，而她眼中严肃的神情令我感到惊慌，这时我因自己的嘲笑有些后悔。

当我最终返回好莱坞、并和玛丽莲住在她租借的寓所里时，对玛丽莲来说，生活起了奇妙的变化。尽管影星的薪水相当高，但玛丽莲的工资却被先前的一纸合同冻结了。这几年，她一直为能不受约束地拍摄自己喜爱的影片而努力，以避免20世纪福克斯公司滥用观众对她的喜爱。玛丽莲认为，她正是这个传统社会否定和掩饰的部分。在我与她认识时，她已唤起公众的注目和喜爱。这使她多少有点希望，她能创造一种赢得影迷尊重的生活并使之稳固起来。

由于我已婚，若想躲避记者的偷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俩总是为能有更多的时间单独在一起花费不少心思。我们多么渴望能安静地、无拘无束地交谈。一次，一阵沉默后，我说：“你是我至今所认识的最可怜的姑娘。”最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她曾说过，男人们只想要快乐的姑娘。但那时她感觉到我的关心，她的嘴角挂上了一丝微笑，说：“你是至今惟一对我说这话的人。”

一天晚上，我俩坐在窗前俯视曼哈顿的夜景，玛丽莲谈起她十四、五岁时，她年迈的“姑母”安娜，一个颇有教养的虔诚的基督徒。她的性格温和善良，由于玛丽莲父母早逝，安娜十分疼爱她，并一度成为她的监护人。尽管玛丽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她一起生活，但安娜的去世在她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玛丽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在她去世后，我仍去她家，躺在她的床上……就躺在那儿，头靠着她的枕头，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接着我到公墓去，一些男人们正在挖一个墓，我问他们我能不能下去，他们回答说可以。于是我就走下去，躺在地上，仰望天空，脊背下的地面凉冰冰的。可那些男人突然和我开起玩笑，我拼命摆脱了他们的纠缠，跑开了。”

玛丽莲在安排自己的未来时义无反顾，她离开好莱坞只身到纽约学表演。她竭力表演自己，只有这样她才能克服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1956年，“影星之家”的创始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建议玛丽莲学习英吉利·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的安娜一角。一天晚上，她在我面前试演了该剧本中的几页。起初她朗读的台词几乎难以听清，与其说是表演，不如说是祈祷，后来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说：“我不能相信自己在做什么！”。

玛丽莲的母亲患有妄想症，在玛丽莲刚呱呱坠地时就有人想将她扼杀，这个可怕的情景像幽灵一样不时在已成年的玛丽莲的脑海里浮现。在她五六岁时，大人常领她去一座大教堂参加礼拜仪式。一天，成百上千的儿童都穿着正反两色的斗篷，开始时，孩子们将红色的一面朝外，当开始唱赞美诗时，统一将斗篷翻转过来换成白色。当赞美诗的声音响起，就像变魔术似的，整个山腰顿时变成了白色。然而白茫茫一片中竟露出一点红色。她不禁为自己的过失被发现放声大笑起来。“每个人都把斗篷翻过来了，他们都记住要这么做，而我却忘得干干净净！”每当谈到这一幕，她就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可不管怎样当时她还是因为过失挨揍了。

1956年因离婚前必须分居六周，我来到了内华达的皮拉米德湖边。这是一个灰色的咸水湖，有好几英里长，湖边是印第安的居住地。这里风景优美，几家电影公司都将它作为外景地。当时玛丽莲正在乔舒亚·洛根指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里演女主角。从她给我写的潦草的短信看来，她在那里并不愉快，而我所说的一切也完全不能给她安慰，为此我非常迷茫。

一天晚上，我的房主突然把我推醒，让我去接电话。那时11点多，已过了玛丽莲的拍摄时间。电话亭离我的住所有段距离，汽车在颠簸的路上扬起尘土疾驶到电话亭前。幽绿的月光照进亭内，星星在高空中云集。从门缝透过来的空气寒冷刺骨。她的声音轻微而急促，难以听清“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噢，爸爸，我不能这样做……”起初她曾开玩笑似地称我为“爸爸”——那时我41岁，她30岁——后来慢慢习惯这样称呼我了。但这次她不是开玩笑，她正处在绝望中，欲哭无泪。“说什么我拍的这个镜头太粗鲁，他们害怕女人，一大堆人，我做不到就不能装作我做到了。这个不适合我，我就不干！说我粗鲁，无非是我说了那些话！”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所指的对象模糊不清，但她是那么地伤心。有时她的声调会突然升高，“我不想这些了，我想平平静静地生活，因为你在那儿，只要你需要我，我再也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奋斗了……”

我想她是在抱怨《公共汽车站》一片的导演乔舒亚·洛根，我的内心在向苍穹呼喊，时空的距离已阻隔不了我们！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的，玛丽莲向我倾吐的真诚是不容质疑的，她需要我。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她的恐惧感，我赢得了她的信任。以前她一直隐藏着自己的依赖性，此刻我恍然大悟，我就是她想要的一切！

我竭力使她安静下来，她的情绪低落，我又没办法在她身边，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后来我索性就听不到她的声音了，也许她已经走了？我失去了她，拍片的时候她不需要我，尽管那些人使她受到伤害。“哦，爸爸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么做！”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她要自杀的情景，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个。她正在悬崖的边缘上跳舞，一旦失足，她就会永远堕落下去。我竭力在脑海里搜索，想在好莱坞的熟人中找出能前往看望她的人，可惜竟无一人能够胜任。我突然感到自己呼吸急促，头昏眼花，两腿不听使唤，一下子跌倒在电话厅里，电话从我的手中滑落。大概过了几分钟我才恢复了知觉，她那轻轻的声音从在我头上晃来晃去的听筒里沙沙地传出。过了一会，我站起身来和她继续通话，这使她再次恢复了理智。通话结束时，她决定以后只管好好工作，拍完这部电影我们就结婚，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不再胡思乱想了，爸爸，我没办法一个人独自抗争，我想和你到乡间生活，做个好妻子。要是有人请我去拍一部很棒的电影……”

我离开电话亭，蹒跚着回到住所。以前我从未昏厥过，这次通话使我有一种长时间哭泣后的感觉。我觉得自己跨过了内心的极限，重新获得了平静。她早就是我全部生活中最亲爱的人；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这是发自我肺腑的声音在我即将离开内华达的时候，我开始担心公开结婚的消息会使我俩的处境更加尴尬。一天清晨，一辆摄影车停在我在湖边的住处前，在一组摄影人员的簇拥下，一个记者向我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此前，我还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竟然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公共财产。我不得不绞尽脑汁应付他们，如果没有这些干扰的话，我会感到内心是多么为能和玛丽莲结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我很清楚，我们的结合之所以产生如此轰动的新闻效应，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协调。

1956年7月，在一间向《金融时报》总经理维斯康·穆尔租借的乡间房子里，我和玛丽莲睡得像婴儿一样，我梦到自己聆听着天使的赞美诗，高八度的男声带有一种纯粹的、超自然的意境。我觉得自己仿佛在空中漂浮、移动。随着那声音越来越响亮，我逐渐清醒过来，可那声音仍然回荡在四周，开始时我以为自己仍在梦中，我睁开眼睛，坐在黑暗中。我摸索到帷幕重重的窗旁，小心翼翼地分开帷幕，只见窗外几百名男孩列队站在明亮的月光下，虔诚地对着我们窗口歌唱。我赶忙唤醒梦露，她迷迷糊糊，来到窗前和我一起向外窥视。我们身边没有灯光，从外面看不到我们，寒冷的空气快把我们冻僵了。“我们该怎么办？”她问，我全然没了主意。走上阳台向他们挥手？穿着睡衣恐怕有些不伦不类。穿好衣服出去？站在阳台上像一些贵族夫妇那样挥手岂不可笑？

“可能你要穿上外套，向他们挥挥手。”

“我？”

“是的，他们不是在为我歌唱，亲爱的。”

她叹了口气，筋疲力尽，我觉得自己没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她。一位伦敦警察厅的便衣在陪伴我们从机场抵达这里时曾告诫过我们，英国的影迷会常会做出很多疯狂的举动，他劝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与他们直接接触，不然恐怕会招惹麻烦。

“也许只能这样站着。”最后我说，于是我们就这样毫无目的地站在那里。就在这时，几百个虔诚的声音达到了顶峰，透过英国那寒冷潮湿的空气向我们汹涌逼来。之后，主旋律轻轻地停下来，我拨开窗帘，只见唱诗班的成员们正在小心翼翼地翻过树篱和栅栏，像小人国的居民那样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他们为能将歌声送入玛丽莲的美梦中而心满意足。

新闻界对玛丽莲一会儿捧上天，一会儿又打落在地。而我的出现激怒了《纽约每日新闻》那类报纸，加上在玛丽莲拍完《公共汽车站》后不久，又传出她将与著名演员劳伦斯·奥立弗联袂主演《王子与舞女》的消息，这更惹恼了他们，他们开始疯狂地诋毁她的表演和美貌。

我们动身前往英国。玛丽莲将与世界上最瞩目的男演员劳伦斯·奥立弗共同主演《王子与舞女》，奥利弗还将出任导演。这意味着玛丽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女演员，她在影坛的位置得到了巩固。我们乘坐了整整20小时的飞机横跨大西洋，刚一落地就要出席记者招待会。据说那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有大约400名来自英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出席。我已回忆不起当时他们都问了些什么，玛丽莲是如何回答的。我只记得所有人都为她的出现惊叹不已，仿佛看到了一位女神从英伦三岛冰冷的海水中浮现出来。

在我们到达伦敦后的第一天，奥立弗就来拜访。在晴朗的日子里进行礼节性的拜访使一切看起来充满希望，他殷勤地向玛丽莲展示了将在剧中使用的爱德华时代的精美服装和场景照片。但玛丽莲却渴望在开拍前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痛痛快快地休息一下。她看来心事重重，比我想到的还要疲惫。

玛丽莲认为，奥立弗之所以来看她，仅仅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同她主演一部电影，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对此，我将信将疑，即使他的动机不纯，玛丽莲出演这个角色也不损害她的形象。我认为自己必须让她面对现实，否则我就支持了处于幻想中的玛丽莲。但这却导致了她对我绝对忠诚的怀疑。她不能忍受别人反对她的主张，而奥利弗总是让她的期望落空。更糟的是，她总在设法找出我在这件事里的位置，我不得不为自身的利益而惊恐地反对她，我的坚定立场使她不再固执己见，但这些摩擦给我们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美好的日子，我们骑车破雾穿行在树木参天的温莎公园中，乘车去布赖顿，在风景如画的海滨大道上流连忘返。她竭力使自己看起来不像个需要别人小心服侍的病人。我们谈论未来，她梦想着拍完这部电影就在乡间买一栋房子，做一个好妻子，平静地生活。然而在影片拍摄的日子里，她不吃药就根本睡不着，这种镇静剂比我想像的更加危险。我自己也吃过几次，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还都是迷迷糊糊的。但当时我觉得玛丽莲是在为白天保持头脑清醒而努力，一切都快结束了，我们只要熬到影片拍完，就能开始真正的生活。

我们从英国回来后，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我打算撰写一部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剧本讲述的是三个无家可归的男人，靠抓野马并把它加工成狗食为生，与一个感情纯真但同样一无所有的姑娘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玛丽莲开始学习烹饪，她把自制面条挂在椅子靠背上用吹风机吹干。她还兴致勃勃地为我理发。我们在空旷的海滩上漫步，和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民交谈，我们自由自在，没有人围观。

经过医生几个星期的连续诊断后，玛丽莲被确诊为怀孕了。这使我相信她能够成为母亲，我从未感到过她是那么平静和充满自信。但不久医生发现她是输卵管妊娠，必须动手术予以终止。玛丽莲躺在病床上，心理脆弱得几乎崩溃。我的精神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我开始有一种隐隐的担心。

几天之后，我开始撰写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自从我们结婚后，我第一次在这栋房子的单间工作室中不分昼夜地工作。我早就计划好请约翰·赫斯顿出任该片的导演。他是第一个发现玛丽莲的表演才能，并邀请她参加《柏油丛林》拍摄的导演，那是玛丽莲在好莱坞为数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于是剧本一完稿，我就给他寄了一份。他在读完剧本后欣然同意执导该片，而男主角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著名影星克拉克·盖博。

电影《不合时宜的人》

玛丽莲在该片的第一个镜头是，她所饰演的正在忍受离婚痛苦的女主角把结婚戒指扔到河里。按照当地的习俗，这表示庆祝她重获自由。但我觉察到玛丽莲表演时流露的悲伤不仅因为她在演戏，其中或许还包含着她对自己婚姻的失望。但当时我仍认为那只是出于她的不安全感，我们还有未来。

玛丽莲在纽约“影星之家”上表演课时的老师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妻子葆拉充当着她的保护人的角色，她总在拍摄现场，与玛丽莲形影不离。影片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摄下去，但往往因为玛丽莲的迟到而陷入停顿。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说什么。我感到她不是在反对我就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她几乎不和我说话。在我们两个都争当施主的时候，对方却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受。

一天下午，玛丽莲就像在背剧本台词那样坦率地对我说：“他们本该分手的。”我迅速做出反驳。我担心她说的是对的。但当初我创作这个剧本的本意是向她表明，像她这样的女人是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她一天比一天回来的晚，葆拉陪伴她的结果是使她最终搬出了我们的家，住进了葆拉租的旅馆房间里。尽管如此，我仍希望玛丽莲能集中精力工作，惟一令我担心的是葆拉给她提供越来越多的镇静药。

摄影师担心玛丽莲的疲惫会在近景中表现出来，由于葆拉在负责照顾玛丽莲，因此矛头不可避免地指向她。在拍摄中，玛丽莲已习惯改变剧本中的台词，在大段的对白中挑几句话，甚至几个词。但导演赫斯顿不同意这么做，他坚持要台词准确无误，因此有些镜头要重复十几遍。我想那是因为玛丽莲的记忆力不行，但她却说台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表达出的感情。影片拍摄工作在继续进行，而我已无力改变现状。我的存在已越来越没有意义，大部分时间我都独自度过。我很想出去旅游，但导演总是要找我讨论或修订剧本，使我无法脱身。

一天，我们在皮拉米德湖畔拍摄两场没有台词的镜头，其中一场是男女主角在湖里游泳的戏。亲眼看着玛丽莲从水中出来和克拉克·盖博拥抱的情景真让人难受。尽管她试图表演得令人喜爱，但我从她身上看到的只有冷漠。我太了解她了，当我走近她时，她一直在发呆，她对我的存在漠不关心。我真的希望自己是弄错了。

不久，影片的拍摄彻底无法继续下去了，玛丽莲拒绝参加拍摄。尽管李·斯特拉斯伯格专程从纽约赶来劝说她，但最终无功而返。我找到葆拉，她一见我，就用一只手压住嘴唇，让我不要做声。我来到梦露的卧室，她坐在床上，一个医生正在给她注射镇静剂。她一见我就叫喊起来，显然根本不愿意见我。我本想阻止医生给她注射，但她惊恐的叫声和不安的表情让我的希望化为泡影。无奈我只能退回到起居室里等着医生出来。他们认为在注射了那么大剂量的镇静剂后她还是这么清醒，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回到卧室，玛丽莲仍然坐在床上，嘴中梦呓般地叫着：“走开！”

我感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失去了再次与她和好如初的希望。也许我是呆的时间太长了，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她负责任。

很久后我才知道，正是那些药片使她和我疏远……对她而言，我已毫无用处。更糟糕的是，我的出现增加了她的痛苦，我已经成为她急需摆脱的回忆。我曾幻想奇迹的出现。当她醒来时，我会说：“上帝爱你，亲爱的。”她会相信的！我幻想从她那饱受伤害的眼睛里再次流露出往日那醉人的脉脉柔情。那种眼神对我来说永远意味着她真正的自我。

为了拍完这部电影，玛丽莲被送进洛杉矶的一家私人医院，进行不服镇静剂的心理治疗。大约十天后，她回来了，尽管不再那么容光焕发，但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忍耐和克制。在拍摄工作重新开始进行后，我们又进行了交谈，但她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尽管毫无怨恨可言，但我俩心里都明白，分手的时候到了。为此她似乎卸下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这是惟一让我感到高兴的。

影片一拍完，大家就各奔东西。我驾驶着那辆绿色的旧轿车独自离开。当我乘坐飞机飞回纽约的途中，《不合时宜的人》这部电影已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电影《不合时宜的人》

■□■□

丨梦露之死丨

演出时间

2015.10.14—2015.10.25

19：30

演出地点

北京·隆福剧场

丨剧情 “光芒里的毁灭”

一个女演员的坠楼，恰巧遇到新法案的颁布，是否自杀竟然演变成一桩案件。而距离她最近的人，在她侥幸生还的情况下，理应对她关怀，可又因为预先设定的有罪推定的前提下，反而置身事外。她从幼时起积淀的忧郁和不安则在这突发的事件里层层向她涌来。每个人口中的她与她眼中的自己，既像同一个人，又是陌生的，她在别人的言语中，重新定位和建构自己，也在这个过程里，再次失去，收获意外。

牵扯进来的众人们，是想要真相？还是刺激？又或是更多不可言说的过往。每个人既是事故的当事人，也是在边缘游走的局外人，丈量着有趣和危险的距离。唯独早已孤注一掷的她，怨恨而眷恋，向前往后地摸索着无力逃脱的结局。

丨看点

● “半浸没式”

《梦露之死》是一部“半浸没式戏剧”。意即打破传统戏剧演员在台上、观众坐台下的观演方式。演员在表演空间中移动，观众也可采取更自主性的观看方式，甚至参与其中。根据观剧视角的不同，每个观众所体验到的剧情也有所差别。

● “限制级”

“限制级”只是针对电影的分级制度，在舞台剧中并没有“限制级”这种说法，但根据尖锐的剧情，这就不免要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将《梦露之死》融入“限制级”元素，这并不代表《梦露之死》对观众有年龄的限制，恰恰相反，《梦露之死》中所表达的社会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相互作用，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

这是一出荒诞的戏，试着在扭曲的语境中写梦游般的人物，直至所有人听到钟声，回归清醒。